杨镇瀛，本名杨立忠，1912年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杨家河寨上湾。1938年初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湖北孝感，负责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孝感县四区筹备处主任、孝感县二区区长、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长。和其他同志一道，为孝感县襄花路南、路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同年春天惨遭日寇杀害。杨镇瀛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

一、奔赴延安

杨镇瀛幼时在家读书。稍长，考入宜昌第一中学就读。不久，因家境困难，只得中途辍学。失学后，在家一边种田，一边参加上海进步教育家夏丐尊主办的开明中学函授学习。1934年，经亲朋介绍，离家往河南驻马店育小任教。1936年，又回到湖北孝感，就教于孝感县中心小学。杨镇瀛参加革命前，始终是一个生活不定、衣食无着的穷苦小学教员。

杨镇瀛的青年时期，正处阶级压迫极为残酷，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着中华民族的土地，中国人民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一切撕痛着杨镇瀛的心。而1934年10月开始的红军长征和1935年由中国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又极大地鼓舞着杨镇瀛的斗志。他本名立忠，这时便取“镇服日寇”之意，改名“镇瀛” （“瀛”指代日本），以示自己爱国抗敌之心。

这期间，杨镇瀛订阅、借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受到了许多进步和革命的思想影响。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前途，时常萦回在他的脑际。“古代平民受不了不平等的待遇为什么还能屈服”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大胆在开明中学讲义社编的《自习册》 “质疑”一栏内提了起来。几行渗透着马列主义观点的回答，打开了他的眼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从古到今，并没有改变”；所谓古代平民受了不平等待遇而能屈服，那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虚假现象；“一到社会经济基础动摇，平民不能安居乐业时，那平民就不能屈服了”“现在也已经到了平民不能再屈服下去的时候了” “因时代的进化，将来的政权要归到大多数‘生产大众’手里”。这使杨镇瀛看清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现状和前途，懂得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改造不合理的社会，使人民获得解放。杨镇瀛在1934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铁道旁倒毙一丐，除野犬巡视其侧外，人皆掩鼻目视而过，不知素讲人道之士绅，暨焚纸叩头超度鬼魂之慈善家，将何置之？噫！不能救人，安能救鬼？余不禁替现社会之穷人一哭！”作为一个穷苦的小学教员，杨镇瀛的感情已和广大劳苦大众融为一体，立场也与工农基本一致了。他暗自立下了救人民出水火的革命志向。

1937年下半年，杨镇瀛的表叔、早已去延安参加了革命的高士瑾同志（湖北孝感高家湾人，原中共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1年3月病逝），身染重病，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家疗养，杨镇瀛受高家委托，前往中途迎接。在那里，杨镇瀛第一次接触到护送高士瑾同志的党的干部。在与高士瑾几位同志的相互倾谈中，杨镇瀛从他们那里进一步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他表示要去延安参加革命。

接高士瑾同志回家养病后不久，杨镇瀛即经介绍，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夏，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杨镇瀛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二、开辟新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1938年秋，杨镇瀛受党组织委派，由延安，经襄阳，绕道宜昌，辗转回到已被日寇侵占的湖北孝感，负责打开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杨镇瀛回到孝感时，只有先期从延安回孝感的许金彪等少数几个同志，在孝感中和乡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县委尚未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还没有。开辟新区，为县委的组建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创造条件的任务，十分艰巨。

但无论多么艰巨的任务，都难不倒共产党人。杨镇瀛回乡后，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力投入了打开局面，开辟新区的艰苦斗争。

杨镇瀛首先在襄花路北以孙厉店为中心的地区着手开展发动工作。有时，他头戴草帽，脚踏草鞋，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深入村舍，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穷人并不是命中注定的穷，而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穷人只有团结起来作斗争，才能得到翻身” “要靠我们自己起来救自己”等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有时，他又换上礼帽，套上长衫，到开明士绅家，与民主人士交谈，宣传党的一致抗日的主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鼓励他们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杨镇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走西村，到东庄，踏遍了襄花路北的山山水水。晚上，住在革命同志或贫苦农民家里，不是开会，就是起草文件，常常工作到深夜。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组织，终于建起了第一个区筹备处，杨镇瀛出任筹备处主任。而后，孝感县第一个党所领导的区政权——孝四区抗日民主政府便告成立。不久，赵辛初、张宗国（吴光治）同志来到孝感，他们即以孝四区为基本区建立了中共孝感县委。

襄花路北的局面打开以后，县委又马上委派杨镇瀛和郑重同志，到襄花路南负责开辟新区。杨镇瀛肩负县委的重托，和郑重同志一起，连夜穿过襄花公路，来到路南良心庙，在以良心庙为中心的大庙店、栗林店、吴家店一带，开始了打开路南局面，再建路南新区的艰苦工作。

杨镇瀛根据在路北开展工作的经验，结合路南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深入贫苦农民之中，发动、组织基本群众，另一方面同当地开明士绅广泛接触，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1939年6开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已在以良心庙为中心的地区发展了30多个党员，建立了良心庙支部、大庙支部、吴店支部3个党支部。一批立志献身革命的同志相继参加了党的队伍。如在这期间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蓉同志（湖北孝感高家湾人），后任中共孝感县委妇女工作队队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杨镇瀛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襄花路南的局面得以打开，于是在1940年4月，成立了以良心庙为中心的孝感县二区抗日民主政府，杨镇瀛出任第一任区长。

从1938年秋，到1940年4月，在由延安回孝感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杨镇瀛在党的领导下，与开展武装斗争的同志相配合，在孝感县襄花路北、路南，先后创建了孝四区和孝二区，为孝感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立下了卓越功劳。1940年6月，主要以孝四区、孝二区为基本区，成立了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县长是民主人士黄曙晴，负责全县实际工作的是县委政权部长兼县政府秘书长张宗国（吴光治）同志。后张宗国同志调任党团书记兼县委军事部长，杨镇瀛便由孝二区区长调任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长，接替张宗国同志，以党的代表身份，实际负责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全面工作。

三、英勇就义

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杨镇瀛与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马沂同志一起，到王店东南的张家湾开会布置工作。当晚，由于叛徒的出卖，所住村庄遭到从小河镇据点出动的日寇突然包围。杨镇瀛只身奋力掩护马沂等其他同志突围脱险，自已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中共孝感县委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千方百计组织力量，竭尽全力营救。

杨镇瀛无论在开辟新区的艰苦岁月，还是在负责全县工作期间，都能广泛深入群众，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同民主人士交往也能赤诚相待；他工作踏实，处事果敢，平易近人，所以不仅深得革命同志的信赖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爱戴，而且深得民主人士的敬仰。因此，得知烈士被捕的消息后，抗日民众群情激愤，民主人士义愤填膺。有的同志提出劫狱营救。县委考虑到当时敌众我寡的情况，分析劫狱非但难以救出杨镇瀛，而且可能激怒敌人早下毒手，同时还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暴露已经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力量，因此没有采纳。据传白沙铺有4位民主士绅，在县委提出通过统一战线的力量进行营救的方案后，自愿结伴前往营救。结果，其中3人被惨无人道的日寇活埋，只1人逃离虎口。

因为杨镇瀛在孝感影响大，威信高，早已是敌人悬赏捉拿的对象；杨镇瀛被捕后又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日军宪兵队；敌人非但不肯放人，甚至不敢公开承认捕人一事，所以，营救杨镇瀛的许多计划，都难以实现。

后来得知，杨镇瀛在狱中，屡遭敌人严刑。有一次，豺狼成性的日本宪兵，强行脱光烈士的上衣，用烧得通红的烙铁，乱戳杨镇瀛的前胸和后背。但他毫不动摇，只是咬紧牙关，怒目以视顽敌。杨镇瀛在狱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虽遭毒刑拷打仍然守口如瓶，严守党的机密。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情操。

敌人从杨镇瀛身上毫无所得，恼羞成怒，遂于1941年春的某天深夜，将烈士押到孝感车站附近秘密杀害。

杨镇瀛被害的噩耗传到襄花路南北，抗日军民，民主人士，无不失声痛哭。县委张宗国（吴光治）同志，拿出组织上发给自己治病的全部经费，对烈士的家属（当时他女儿3岁，儿子半岁）进行了安抚。

杨镇瀛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他将自己满腔的青春热血和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胆忠心，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英名与祖国山河同在。

资料来源：

①杨镇瀛1932年6月10日至7月10日所用开明中学讲义社《自习册》第一卷第一期。

②杨镇瀛《日记》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