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锡 奎（1896-1970）
（一）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1月7日，胡锡奎诞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北门内正街的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胡延池，原是清朝的秀才廪生，后因家道中落，才教书和做小百货生意。
胡锡奎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18岁时，上了汉口法文学堂。这时，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念完书，当个铁路局的职员，或者中小学的教师，自食其力，自由自在。可是，父亲因家境所迫，要他辍学回家经营小百货铺。从1914年到1921年，他在家做了7年生意。在那种尔虞我诈的交易场中，他对旧商人的一套越来越不满，常与父亲闹别扭。就是坐在店铺里，也无心照料生意。只要父亲不在身边，他就拿出社会科学书籍翻阅。
1916年，他20岁时， 在父母主持下，与当地前清秀才郭秀夫的女儿郭雁勋成了亲。
1922年，胡锡奎终于挣脱了父亲的羁绊，到汉口谌家矶机器厂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那时他的舅弟郭树勋（现名郭述申）正在武昌读书，常常把自己订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借给他看。他从阅读这些革命书刊中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3年春发生的“二七”惨案，对胡锡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久，他到武昌高师教育系当了旁听生，利用暑假，与郭树勋、严宗汉、屠义芳等从外地回乡度假的同学，筹办“孝感暑期学校”，并在省城《江声日报》 副刊上编写了两期暑期学校专辑，向青年、向社会宣传革命道理。1924年，他又与郭树勋、杨玉清等人在孝感编辑油印小报，抨击时事，宣传群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胡锡奎于6月初回到孝感，找到暑期学校的师生，商定采取行动，声援上海工人。此后的一天，胡锡奎、郭树勋等带领近千名青年学生及市民，走上街头，由分司街到天灯街，然后到大东门，朝英国教堂涌去。一路上，“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声援五卅惨案的受害者”“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同年夏，胡锡奎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9月，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经陈君起、曹壮父介绍，由团转党。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军阀孙传芳把胡锡奎列入了“黑名单”，准备下令逮捕他，经党组织安排，他离开南京转移到上海。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学习。
1926年11月，胡锡奎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第二期第八班，后来转到六班。他学习刻苦，即使是节假日，也常常呆在家里读书。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胡锡奎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并在大会组织委员会工作。大会结束后，胡锡奎回国到达上海，在中央组织部任地下交通，负责迎送上海到莫斯科之间的来往人员。同时，他密切关注时局，研究有关政策，并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1月24日，他写出题为《不同意中央的政治分析》一文，发表在六届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一期上。翌年一月，又接连发表《党内的斗争》《答问友同志》和《对中央工作的建议》等文章。李立三代表中央答复胡锡奎的建议，认为“大体都是对的”。
1929年2月，胡锡奎调往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部长陈潭秋的领导下，他负责编辑《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等省委机关刊物。
1930年初，胡锡奎调任北平市委书记。当时的北平，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市委、市军委、工会、共青团等机关多次遭到破坏，先后被捕的同志达六七百人。胡锡奎到任后，坚持白色恐怖中的地下斗争，很快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基层支部与进步团体，举行过多次示威游行，使北平革命运动开始复兴。
4月的一天黄昏，胡锡奎到银闸胡同一个联络点接关系，筹备“五一”纪念活动。走进门后，发现屋里坐着两个陌生人，他预感到联络点出了事，掉头就走。两个陌生人窜出把他拦住，问他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胡锡奎报了个假名，故意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这家房门未关，就随便进来看看。”两个“便衣”朝胡锡奎打量了一眼，只见他穿着一件旧长褂子，又脏又破，头发、胡子乱糟糟的，神色并不惊慌。于是就认定他是小偷，把他抓到了附近的缉察队关了一夜，第二天释放了。
5月，组织上调胡锡奎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1931年春，又调任唐山市委代理书记。后来，任省委巡视员，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二）
1931年6月28日，胡锡奎在北平被捕，先关在一个宪兵中队，后转到设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帽儿胡同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开始审讯时，胡锡奎什么也不承认。法官从桌上拿起一摞纸，抽出一张扔过来，胡锡奎拣起一看，原来是他前不久交给河北省委的一份用八行信纸写的亲笔报告。这一下，他明白了党内出了叛徒。他感到自己的身份难以掩饰下去，当堂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以为他屈服了，接连向他提了5个问题，他都拒不答复，并斥责道：“你们有什么权利问我？！”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打倒在地。他蔑视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打！”此后，他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狱中长期坚持斗争。
果真像胡锡奎所猜测的那样，党内出了叛徒：省军委书记廖化平和省委秘书长郭亚先叛变投敌，向敌人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一时间，宪兵、警察倾巢出动，四处搜捕。省委书记殷鉴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相继被捕，400多人被投进了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审讯，是对难友们严峻考验的第一关。狡猾的敌人让老叛徒李天明充当法官，叫新叛徒廖化平、郭亚先在一旁陪审，使得难友们无法掩饰自己的身份与活动。然后敌人再用酷刑与死亡来威胁，用名利与地位来引诱。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经不住这几招，投敌了，叛变了，过堂后再不回到监房里来了。最初几天，监狱里竟然出现了一股叛变的逆流。
在这危难关头，胡锡奎心情沉重而愤怒。同一号子的薄一波主动与他联系，秘密商议如何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迅速把这股叛变逆流压下去。他们一方面宣传殷鉴等同志在敌人审讯中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另一方面利用被捕前从报上得到的消息，如红军活捉了国民党师长张辉瓒，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等，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大好形势，以坚定大家的斗争信念。
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提审胡锡奎。法官气冲冲地吼道：“这还得了！你在外边闹还不算，到了监狱还作政治报告？！”胡锡奎矢口否认。法官更是暴跳如雷，指着他说：“你，你敢不敢划押？要是有人作证，就揍你200军棍。”“敢！”胡锡奎面不改色的回答。敌人把叛徒于振邦叫来对质，然后连连喝道：“打！”胡锡奎被打得昏迷过去。但他始终咬紧牙，没有吐一个字。刑后，在架回牢房的路上，他高声喊道：“于振邦咬我了！于振邦咬我了！”想让难友们知道监狱里又出了判徒。回到监房，难友们一起围上来照料他。薄一波手头还有两块钱，赶快托人买来烧酒和黄表纸，细心地为他调治棍伤。
由于殷鉴、薄一波、胡锡奎等同志的英勇斗争，叛变逆流终于压下去了。当初抓来的400余人，有的被释放，有的转监了，最后剩下胡锡奎等29人还关押在这里，等待着宣判。
9月中旬的一天，监狱当局把胡锡奎等29人押上囚车，送到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继续审讯，结果胡锡奎被判处14年徒刑，随后押到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一座以对共产党人进行精神摧残为主的法西斯监狱。敌人利用“审查”“传教” ，强迫写“反省”文章等手段实行长期的“攻心战”，企图诱迫共产党人叛变自首。
为了坚持长期的监狱斗争，经过秘密串连酝酿，狱中成立了党的支部干事会（支部委员会），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殷鉴、薄一波等，先后任过狱中党支部书记。胡锡奎作为一名支委，始终自觉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与杨献珍负责编辑狱中党支部创办的秘密刊物《红十月》，给难友讲解政治经济学，并积极参加对国内国外政治事件的讨论，还常常坐在铁窗下面，戴着沉重的铁镣，临摩碑帖，练写毛笔字。
敌人在一系列诱降伎俩破产之后，于1933年宣布对犯人每6个月“审查”1次，凡是反省自首的都予释放；连续3次“审查”仍不反省者，一律枪毙。
年底，第一次“审查”结束了，狱中的“重要分子”没有一个叛变自首的。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借口胡锡奎等在狱中闹事，把胡锡奎、刘聚奎等4人押到军法处去枪毙，妄图以此来恐吓狱中难友。难友们却正告监狱当局：如果胡锡奎等人遭到杀害，他们将以集体绝食表示抗议。被押到军法处的4人中，有2个人经不起考验，自首了。胡锡奎始终坚贞不屈，并帮助正在病中的刘聚奎坚定起来，保持了无产阶级气节。刘聚奎事后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的政治生命，是胡锡奎给了我一半的。”
敌人没有枪毙他们两人。关押了几个月后，又把他们押回到草岚子监狱。
长期的监禁生活，使难友们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1934年12月，狱中党支部为了争取改善狱中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迎接今后更艰巨的斗争任务，决定组织一次绝食斗争。胡锡奎尽管受刑较多，身体很虚弱，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绝食。绝食坚持了7天，监狱当局才被迫答应难友们提出的基本条件：少数重病号下镣，轻病号换上3斤重的轻镣；监房门早开晚闭，政治犯可以在各监房自由走动；改善伙食、每周洗澡一次；允许自由订阅国民党区域公开出版的书报。
1935年春，敌人派宪兵三团的几个特务打进监中，掌握了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列出薄一波、胡锡奎等12人的名单，上报国民党中央，准备处以死刑。12位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毫无惧色。他们马上同支部其他同志一起，对狱中今后的组织与斗争进行了妥善安排，作好牺牲的准备。后来，由于“何梅协定”的出笼，宪兵三团仓促撤出华北，12人的死刑才没有来得及执行。
1936年春，刘少奇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斗争需要，作出了营救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中的我党重要干部出狱的建议，呈报中央，得到批准。这年秋天，殷鉴、薄一波等52位同志，执行中央指示，经党组织营救，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分批陆续出狱了。10月16日下午，胡锡奎与朱则民、唐方雷一起，迈步走出草岚子监狱，结束了坚持斗争达5年之久的铁窗生涯。
过了两天，北方局派人来联系，胡锡奎接上组织关系，打算先请假回家看看，然后再到北方局去工作。
（三）
1936年秋天，胡锡奎到武昌王臣街舅兄郭汉勋家，休息了两天，便回到阔别10年之久的孝感与妻儿团聚。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新的斗争任务召唤胡锡奎尽快回到岗位上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并得到舅兄郭汉勋的支持，然后毅然北上。途经武汉，他对大女儿胡昌明说：“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你。但我不能不走，有国才有家，将来会对得起你们的。”他一再叮嘱女儿：“好好照顾妈妈，好好招呼弟弟。”
1937年3月，胡锡奎到河南开封论时女中寻找共产党员刘子久。由于关系暴露，情况有变，他又到太原找薄一波。相见之后，薄一波建议他利用在南京和嘉定等地朋友的关系，开辟一条工作路线。胡锡奎遂掉头东去，先到南京，后到嘉定，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嘉定县教育局当了名职员，并在县中学教国文。因为“局面很小”，工作没有展开。当年5月，安子文来信通知他返回北平。12月，胡锡奎担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省委交代的任务是动员所辖轻平原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李运昌领导的冀热边特委在长城内外发动游击战争。他化装成游学先生，在唐山稻地镇太康书店，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头，很快组成了京东特委。这时期，他往来于丰润、乐亭、昌黎、卢龙、滦县等地开展工作。不到3个月，就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冀东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党员由100多人发展到300余人。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冀东组织一次全民性的抗日大暴动，并决定将冀热边特委、京东特委及唐山工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任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李运昌任司令员。6月下旬，胡锡奎、李运昌分别在滦县大门庄和丰润腰带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暴动准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骨干。
这时，胡锡奎住在大门庄地下交通张振宇家的地瓜窖里。训练班的教室选在庄子最东头的地下党员李永春的家里。李家开着油榨坊，来往生人不会引人注意。训练班学员有农村地下党的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有滦县简师和省立师范的进步学生，共20余人。每晚上课，学员三个两个分头来，来了就讲，讲了就走。胡锡奎讲抗日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合分析冀东所处的地理环境、今后的斗争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方法，还提出暴动要注意的事项。李润民讲军事课，主要是讲游击战术等普通军事常识。这个训练班虽然只办了5天，但效果很好。结束时，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渴望即刻奔向杀敌战场。
6月下旬，冀热边特委决定，由李运昌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主任身份，在田家湾子举行军事会议，还有抗日友军洪麟阁、杨十三及高志远部代表参加。会议决定7月16日起义，并规定起义纲领和起义军名称、番号。起义军分三路，第二路由李运昌、胡锡奎直接指挥。
这时，我党中央将宋时轮与邓华两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四纵队，兵分两路，挺进冀东，打击日寇，策应暴动。冀中、平西等兄弟游击队也准备配合出击，牵制敌军。
不料，起义日期泄露了，日伪准备收缴民枪，血腥弹压。胡锡奎、李运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起义。
7月6日，滦县高培之、李润民等在齐集北港举起义旗，打响了冀东暴动的第一枪。7月7日，李运昌在新庄、铁厂、王官营、新集宣布起义响应，在腰带山插上了红旗。紧接着，洪麟阁、杨十三部在遵化暴动，高志远、陈宇寰部在冀东南暴动，还出现了卢龙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等带领农民骂开城门的奇迹。7月18日，开滦7000矿工也奋起响应。冀东22县，参加大暴动的有20多万人。
暴动期间，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司令部设在迁安县西庄村，胡锡奎领导政治部配合军事行动，宣传发动群众，收集民枪，征集粮草，建立抗日政权。他还亲自起草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以李云长、王瑞清（即李运昌、胡锡奎二人的化名）署名发布。他身体力行，抓部队思想教育和纪律检查。起义部队纪律严明，斗志旺盛。
8月，八路军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胜利会师。9月，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与邓华等联合举行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准备成立冀热辽军区，分遣部队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但由于领导意见不一致，最后决定只留下3个支队（共数百人）坚持冀东斗争，将扩大的部队随第四纵队转到平西整训。因途中遭敌袭击和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不细致，大部溃散，除少数人随第四纵队到达平西外，一部返回冀东，根据地也因之大为缩小。胡锡奎返回翼东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到了天津。
轰轰烈烈的冀东全民抗日大暴动，虽然遭到挫折，但对以后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
1939年春，党中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派彭真、肖克等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加强对抗战的领导。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将原河北省委改组为冀热察区党委，并于3月召开了区党委代表会议，胡锡奎、李运昌等人参加了会议。会后，胡锡奎又留在平西接受了3个月的短训。短训结束后，党组织派他去晋察冀区党委工作。他和马辉之12岁的儿子扮成逃荒的父子，离开了平西，于是年夏末，到达边区首府阜平县。8月，胡锡奎担任晋察冀区党委（1941年后改称北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在晋察冀的6年里，他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主办北岳区党委党刊《战线》。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部队有时轻装，分散活动。胡锡奎带领宣传机关。把行李放在骡子上，人背着钢板、油印机行军。他强调说：“我们宣传战士要有与印刷工具共存亡的决心，行李可丢，钢板、油印机可不能丢啊！”为了保证同志们能及时看到区党委的小报，他以身作则，常常利用行军中短暂的休息时间进行撰稿、刻蜡版和印刷。他撰写的《一切为了反扫荡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必须加强支部教育工作》《全面展开反扫荡的思想宣传战》等重要文章，对鼓舞军民完成党的任务作用甚大。由于胡锡奎等人的努力工作，《战线》成了反“扫荡”中的一面旗帜和战鼓。晋察冀边区在1941年秋季残酷的反“扫荡”中，阜平一万多名党员，没有人投敌；边区委托群众坚壁的数万枚银元，也没有损失；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抗敌英雄大量涌现，这些都是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胡锡奎在中央分局和区党委领导下，配合晋察冀八路军针对华北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组织了3次强大的政治攻势。每次动员了几十支武装宣传队，散发了上万件宣传品。他们在敌占区演戏、唱歌，向碉堡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漫画，还把“保卫边区，保卫家乡，保卫秋收”等巨幅标语，张贴在保定的大街上和伪河北省政府的“布告栏”里。敌人无可奈何，一再哀叹：“这不见面的仗没法打！”
胡锡奎在边区的6年中，做了大量理论工作。除了主办党刊《战线》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半月时事》《工作通讯》和《学习副刊》等刊物。他经常亲自为这些刊物写稿，仅《战线》上的个人署名的文章就达60余篇。他还在《边政导报》《新长城》 等边区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内容涉及民主政权、地方武装、支部教育、 统一战线以及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
胡锡奎对待宣传工作的态度非常严谨。有一次审稿发现文中有“边区军民一年内拔掉2993个敌伪据点”的说法，他立即挂电话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询问，同时派通信员找文稿作者郑天翔来核实，聂荣臻回电证实一年内拔掉的敌伪据点是293，不是2993。胡锡奎这种老实而严谨的作风给郑天翔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胡锡奎还善于从群众中发现好的苗头，然后加以提高，再在群众中推广。1944年冬天，他在阜平县看了高街村群众自编自演的《穷人乐》，认为这个戏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边区农民群众解放前后的生活和斗争，是群众戏剧发展的方向。于是，他立即组织边区剧团，到高街村去辅导提高。不久，高街村剧团到分局机关所在地史家寨演出这个戏，受到分局领导的高度赞扬。
胡锡奎有个座右铭：一边战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平时，他十分注重从革命理论中提高思想水平。他到宣传部后，设法找来了《联共（布）党史》和《论持久战》等书籍，反复学习思考。白天工作太忙，他便抽晚上时间学习，有时睡到半夜，又爬起来燃灯攻读。
他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经常鼓励干部、战士坚持学习。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主持制定了干部学习制度，规定每天学习两小时。他一再强调，“能睡觉的地方就能学习”，“能拿枪就能拿书”。由于他和刘澜涛等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北岳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蔚然成风，进步很快。1942年6月底区党委对百余名县级干部进行了一次临时测验，结果取得了每人平均76分的好成绩。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从他那里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
1940年8月，边区《双十纲领》经中央批准公布，胡锡奎为学习宣传《双十纲领》连续发表了《建设各级民意机关在晋察冀边区》《论民主政权中的斗争》、《加强边区县级选举运动》《胜利地完成边区参议会选举的伟大意义和任务》等文章。他动员党内外宣传部门，对《纲领》的内容逐条加以说明和解释；组织边区宣传机构和文艺团体，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纲领》；根据地许多村庄的街心墙壁，纷纷写上《纲领》原文，使《纲领》为社会各阶层所了解。
在边区整风运动中，胡锡奎发表了《论整顿三风在领导工作上的地位》等文章，作了《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反法西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等报告，对提高党员干部的认识，推动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分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胡锡奎和邓拓主持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编辑选集的具体事项虽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胡锡奎还是亲自核对邓拓搜集到的29编毛泽东著作和注释，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整风等5卷，于5月印刷出版。6月间，胡锡奎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在他的主持下，报纸分别于7月1日和9月26日两次报道了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消息，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无论党内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
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初版发行后，远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于是，从10月开始，筹划再版。胡锡奎领导并具体组织了这些工作。再版扩充为6卷，内容较初版丰富。胡锡奎搜集、核对了大部分著作，编定了目录，于1945年8月前完成了发稿、制版工作。此时，中央局调他去热河，他才把装帧、印刷事项转交给邓拓完成。1947年7月，这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许多解放区都翻印了，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胡锡奎、邓拓等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迅速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安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为了实现这一重大战略意图，中央决定立即从山东、陕甘宁和晋察冀等地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党政军干部去开辟东北和热、察两省。
9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任命胡锡奎为热河省委书记，他立即在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的武装护送下，赶到了热河省府承德。9月底，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会议，成立了中共热河省委，同时组建了热河省军区，胡锡奎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各地、县（旗）党组织先后恢复，发展党员1万余人。10月14日，临时省政府组建以后，又开始筹备第一届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亲自起草省委提交代表人民讨论的《热河府目前施政纲领》。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他与赵毅敏联名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很快作了批复，同意他们报告中所请各项，同时决定再给热河增派干部200名。11月1日至13日，代表大会在承德召开。大会通过了施政纲领，产生了热河省人民政府。接着，全省各县（旗）、区、村民主政府相继产生。
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胡锡奎多次去承德第一区和农村了解情况，摸索发动群众的经验。办法终于找到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算复仇运动，提出“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的口号，引导群众向汉奸、特务、恶霸清算13年的苦仇。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清算复仇运动是“左倾过火行为”，担心影响国共两党关系。胡锡奎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始终认为热河省委的作法是正确的。他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程子华、黄火青等同志的支持下，坚定地领导了这场运动。11月25日，他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清算复仇运动告一段落以后， 立即转入减租减息阶段，让群众在运动中得到一些看得见的利益。他强调要把运动与宣传省施政纲领联系起来，并在运动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指示下达之后，运动掀起了高潮。于是，报告会、斗争控诉会和群众骨干训练班遍布城乡。近千名汉奸、特务、伪警向人民低头认罪，上百万群众参加了斗争。
由于充分发动群众，运动进展顺利，取得很大成绩，将敌伪反动残余势力镇压下去了，使受迫害的人民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真正翻身得解放。
毛泽东赞扬了热河省委的作法，并决定将热河省委的指示批转到东北各地。他指出：“最近热河省委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
清算复仇运动开展以后，广大农民群众不满足于减租减息，纷纷发出了“把土地弄过来”的强烈呼声。胡锡奎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群众。1946年3月，他主持召开省委高干会议，提出“将土地高度集中走向分散”去代替减租减息的主张。会上的争论不大，会下的交锋十分激烈。由于认识上不统一，因而有些人在执行中也表现了怀疑与迟缓。恰值此时，传来了薄一波在延安听到毛泽东、刘少奇赞扬冀中农民推平（即平分）土地的消息，分局也作了同意“分散土地”的决定，胡锡奎又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分散土地”方针是针对国内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和热河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热河土改的初期形式。从清算复仇发展到土地改革，胡锡奎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分散土地” 的主张，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部分要求，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就从地主手中夺回了48万多亩土地。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胡锡奎为首的热河省委，坚决迅速地贯彻这一指示，并结合热河的实际，由胡锡奎主持起草了《热河省委关于贯彻中央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于6月6日印发全省。省委指示中就贯彻中央精神提出了具体措施，还对确保贫雇农利益，颁发“地契红照”和教育农民等问题，作了规定。经过胡锡奎等人半年的艰苦努力，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改造了部分街村政权，在相当一部分城镇树立起工农群众的优势，使党真正扎根于热河人民之中。为此，中央又一次赞扬了热河的作法并批转各解放区参考。
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8月26日，人民解放军奉命主动从承德撤退。9月下旬，胡锡奎随分局转移到赤峰、林西一带，担任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战争频繁，环境艰苦，加之鼠疫猖獗，他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一头扎进北票县农村，摸索和总结经验，继续领导热北、热中和热辽地区的土改工作。
北票县蟒牛河东边的村庄，盘踞着一股大地主支持的民团武装，土改工作团在那里无法立足。土改工作团根据胡锡奎的指示，深入该地，认真调查研究。随即派蒙古11支队和北票县支队配合河西翻身农民1500余人，浩浩荡荡开到河东。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贫雇农和贫雇农交朋友，算地主剥削账，谈家史、村史，用河西活生生的事实，来提高河东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大家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刮民党” ，是“二满洲”，蒋介石是大地主的总后台，只有打倒大地主，穷人才能彻底翻身，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河东、河西穷人心连心，团结到一块了。河东群众接受了意见，拆掉了碉堡，还提出了奸细、土匪的“眼线”，帮助政府镇压了河东最坏的地主，彻底挖掘了这个国民党反革命根子，使土地改革运动在河东各村庄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1947年7月，胡锡奎在平山向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介绍了热河的经验。
热河是一个蒙、 汉、回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胡锡奎很注意民族团结工作。他曾专程到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在1946年3月3日将调查材料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材料分析了当时蒙古上层人物的政治态度，揭露了东蒙自治政府少数人假自治之名，企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建议中央派云泽去热河领导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时年3月30日至4月4日，在承德召开了一次东西蒙古自治会议（史称“四三”会议）。在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下，胡锡奎参加了会议，并带领干部热情为会议服务。“四三” 会议取得园满成功，打开了民族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东蒙上层人物贺子章（蒙名清卓力克图），以前常与热北民主政权闹摩擦；这次会议后，不仅摩擦消停，他还同意将自己掌握的军队改编为朱德骑兵师，在锦州战役中立下战功。
在热河的3年中，胡锡奎还兼任冀热辽分局社会部部长职务。为在热河境内剿匪、禁烟（鸦片）作了大量工作。
1948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胡锦奎参加了这次战役。锦州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不久，他又接到组织上新的安排，踏上了新的征途。
（六）
1948年12月，胡锡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就任华北党校副校长。不久，中央决定将华北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澜涛任校长，胡锡奎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华北革大根据中央“敞开门办学，来者不拒，大量吸收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分别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招收学员12000余人，绝大部分是失学、失业青年，也自然有部分成份较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学校分成4个部和1所天津分校。胡锡奎坚持把革命大学作为“思想战场”来办，结合学习思想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育内容。学校领导多次请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等给学员上大课，收到显著效果。1949年7月，革大第一期培训结束，青年团员发展了4000多人，共产党员发展了200人。一些旧职人员通过学习也转变了思想，改造成为有用之才。革命大学通过两期培训，25000余名干部满怀豪情踏上了南下征途。建国后，他们大都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骨干。
1949年8月5日， 毛泽东在刘澜涛、胡锡奎起草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经验》的总结报告上批示：“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并指示将此件批转各地，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从此，革命大学这类无产阶级新型干部学校，”相继出现在东北、华东、中南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培养财经、政法、外交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师资。1950年2月，中央选派胡锡奎任该校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协助校长吴玉章工作。10月3日，人民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人民大学除吸收青年学生入学外，并大量招收工人和干部入学。开课不久，发现少数同志听不懂课，有的甚至跑出了课堂。胡锡奎立即与吴老商量，决定创办文化补习班。他对一位系主任说：“你到各系招生去，要把他们带到粘花寺，可不能把他们推置于大学门外啊！”广告一贴，很快就招了7个班、200余人。工农学员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学校的关怀。1952年，人民大学又在此基础上，特设了预科班和工农速成中学，为文化低的工农学生升入本科、专科创造了条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战斗英雄郭俊卿等，都得到了在人民大学深造的机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吴玉章、胡锡奎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下，人民大学在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摸索了一些可贵的经验。1954年4月，高教部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向全国推广了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并且肯定这些经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与改革有普遍的实际的指导意义。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在这次总结会上，还对胡锡奎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虚心、诚恳、负责”的六字评价。
由于吴老很重视政治理论课，胡锡奎在办学时，始终把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他根据中央决定，要求各系学生第一期都要上好4门理论课程：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哲学，并经常找这4个教研室的主任、副主任研究工作。每次开会，他常常先向他们传达一些党中央开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给予关心和培养。由于胡锡奎对这4个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特殊重视，因此，同志们称这4个教研室是“四大名旦”。党的“八大”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发展形势，胡锡奎又主持创办了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法学等新的专业，使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体制逐步趋向完备，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人民大学是一所正规大学，然而初创时期，仅有教师50多人，在数量上均感不足，远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政治理论课不得不仍然采取“上大课”的办法进行，许多专业课缺少教师，甚至没有教师。胡锡奎根据吴玉章的意见，一方面注意充分发挥原有教师的骨干作用；另一方面采取从干部中选拔、研究生中培养、社会招贤、师资进修等多种办法和途径，不拘一格地选拔和培养教师。他还利用当时特殊条件，发动苏联专家“工作母机”的作用，首先让青年教师听苏联专家的课，然后鼓励他们大胆登上讲台。胡锡奎根据吴玉章的指示，以战略眼光，认真办起了马列主任研究生班和高校师资进修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毕业生，不但补充了人民大学的教师队伍，也支援了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
在培养教师专业人才上，胡锡奎不仅注意数量，尤其注重质量，强调要提高教师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主持开办夜大学和暑期培训班，亲自作辅导报告，使未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4门课的教师全部补了课，最后还颁发了结业证书。1953年，人民大学在天津市举办了一期厂长、经理训练班，工业经济系的一位青年教师课讲得很出色，天津市市长黄火青特地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胡锡奎。胡锡奎当天赶赴天津，参加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夸奖这位青年教师是教学工作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模范。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人民大学一支千余人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茁壮成长起来，为后来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锡奎重视教学要联系实际。他说，我们不仅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实际部门参观学习，进行锻炼，尤其在教学内容上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各门课要逐年增加中国方面的实际需要的理论内容。他首先组织力量，指导各教研室编写了结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大纲》，使教师教学有所遵循。他还带领教师陆续写出了《哲学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几百万字的教科书。由于他的重视，到1956年，人民大学就编写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大纲、讲义、参考资料达5400多种，发行860万册。除保证本校的教学需要外，还向全国各地大量发行，在教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53年召开人民大学第二次党代会， 提出各种工作要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胡锡奎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前往上海、天津等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了解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他们访问了统战部、工商联、妇联、工会等有关人士，找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荣毅仁、郭林爽和工人代表座谈，并深入永安市场、塘沽久大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京后，写出了5万余字的题为《关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的论文。他认为，我国对资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赎买的方式“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种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上，确实展开了一个新的序幕”。当年5月，人民大学第六届科学讨论会上，胡锡奎宣读了这篇论文后，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论文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后，《人民日报》作了转载，苏联也翻译出版了。一位大学副校长：年逾花甲，带头搞社会调查并写出论文，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高教部负责人在一次大学校长会上说：“胡锡奎同志打了第一炮，来自搞调查研究、科学研究，你们怎么办。”
胡锡奎为了推动科学研究和交流教学经验，尤其重视编辑，出版综合性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他亲自指导出版工作，每期他都要亲自审阅清样，凡是重要文章，几乎篇篇过目，有的还亲自修改。他既强调政治性文章与中央宣传口径必须保持一致，又主张学术性文章允许自由讨论，以理服人。在1959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政治经济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宣读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及其特点》的论文，在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这篇论文被认为是“邪说和谬论”，学报不敢发表。副主编请示了胡锡奎，他听后严肃地说：“怎么不能发表？百家争鸣嘛！”事隔20年以后，在1979年的《国家经济》上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说它在“四化”建设中有一定的先导作用。由于胡锡奎的重视和大家的努力，《教学与研究》发行量达2200余册，行销全国，成为大中学教师、理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人员喜爱的读物。
胡锡奎为了学习外国教育经验，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俄文。他常常是每天早晨五点钟亮灯起床，开始练单词。由于年事已高，一个单词往往要读十几遍。但他刻苦用功，持之以恒，终于“能用俄文浏览普通书报”。
胡锡奎非常珍惜时间，注意工作效率。人民大学居住分散，他常利用坐车找人谈话的机会在车上打盹作为白天的休息。晚上，他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或批阅文件，或审阅校刊与周刊的清样，发现了什么问题，常常是当夜处理。他常对编辑人员说：“办事情要谨慎小心，一不小心，出了差错，整个报纸就要报废啊！”
胡锡奎在人民大学13年，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具体工作，对于人民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到1963年止，人民大学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理论干部和建设人才达5万余人，仅研究生就有4700多人。人民大学举办的函授大学就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培养本、专科毕业生达19000余人。当然，胡锡奎在工作中也有过某些失误，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和同志们一起改正错误。
1963年9月，胡锡奎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宣传。他一到职就不辞劳苦，奔赴西北高原，深入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体质较差，难以适应变化多端的高原气候，途中多次病倒，然而还是坚持工作。他到西北为时不长，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1965年10月，他还深入到陕西三原县新庄公社土官大队蹲点，化名胡子清，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感人的是，他到西北局后，还不负北京市委的委托，挤出时间，与助手一起，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的编写工作，“用党的精神，烈士的鲜血教育后一代。”
（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一大批领导干部，炮制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冤案。1966年11月30日晚，在北京市委招待所里，一群“红卫兵”对胡锡奎进行围攻，诬陷他在草岚子监狱的出狱是叛徒行为。胡锡奎毫不含糊地回答：“是领导决定，集体执行，我们大家是一致行动，不是哪个个人搞的事情，就不能说哪个人是叛徒，出狱后也没有这个行动。”他正告这些人：“这个问题要很好地考虑一下，把这大一批人打成叛徒，主席可以和叛徒一起开会吗？”与此同时，胡锡奎主持编写的那本《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也被打成毒草，胡锡奎对此明确表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除我作检查外，其他写作的同志可以进行正面教育，不作追查，一切错误由我负责。有段时间，某些人把矛头对准吴玉章，胡锡奎主动站出来说：“吴玉章是校长，党委书记是我，学校的事主要是我的责任，他没有责任。”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现了爱护老一辈和关怀新一代的崇高品德。
1968年1月3日，当审问人硬诬他是叛徒时，他怒不可遏，脱口而出：“王通才真是叛徒”。王通是陈伯达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化名。由于这一大胆的揭发，“四人帮”又给胡锡奎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将他投进监狱。
胡锡奎又开始了铁窗生活。由于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他在草岚子监狱中得下的胃病复发了，多次大咯血，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治疗。直到1969年11月17日，因急性胃穿孔休克，才被送到犯人医院，医生诊断为早期胃癌。
1969年冬，胡锡奎被“下放”，在陕西省蒲城县的爱人石水，突然接到胡锡奎病重的通知，石水带着受株连的儿女，赶到北京看望。一见面，胡锡奎就告诉妻子和女儿：“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对党忠实，知错必改。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的一生始终是由一条红线贯穿着的！”
1970年10月23日，胡锡奎在监狱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月20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由李先念主持召开了胡锡奎等5位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胡耀邦在悼词中，对胡锡奎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胡锡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胡锡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资料来源：
中共孝感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孝感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澴川英烈（第51页）》，1986年10月版。